編後語
黃信二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21世紀以來，人類面臨的新興全球性威脅之一，乃是自2019年12月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此疫情迅速蔓延全球，各國在防疫政策與執行成效上呈現顯著差異。本期專號主編張崑將教授敏銳地從哲學視角出發，觀察到歐美多數國家普遍面臨防疫失靈的困境，而東亞地區，特別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與地區，則展現出相對有效的防疫成果。並且，他援引葡萄牙政治思想家布魯諾．馬賽斯（Bruno Maçães）的研究指出，疫情控制較佳的地區多屬於「廣義的儒家文明圈」；又引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冠狀病毒資源中心（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的統計數據，各國每十萬人中因染疫死亡的人數，基督教文明圈國家的平均值約為儒家文明圈的58倍。張教授從此一顯著差距中判斷儒家所強調的社會責任與公共倫理，有可能在全球疫情危機中發揮關鍵的調節作用；即過去傳統儒家倫理多被視為重家族、輕公域的「關係倫理」（relational ethics），但疫情中集體行動的成功案例顯示，儒家義務倫理在公共治理上具有可再詮釋的現代潛力。基於上述創見，本專題開展出東亞倫理與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關係的新面向，以儒學思想為主軸審視其現代性與公共性的關係，以下說明各篇重點。
在專題論著部分，第一篇是張崑將教授的〈論《論語》的中庸智慧與疫情期間的公共政策之運用〉，本文以《論語》為素材，闡明孔子中庸思想於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的倫理意涵與實踐價值。本文首先析論《論語》的中庸精神，指出其因時制宜的動態調適，足以作為防疫政策避免僵化的理論依據。其次藉「從眾」與「違眾」的辯證，揭示中庸思想之靈活平衡原則；再以「父子相隱」之義例說明親情倫理（親屬容忍權）與公共法理的權衡，提出「隱而不隱」的道德原則。最後，從《論語》與《孟子》群己關係的辯證結構，探討儒家自我於公私之間的調和智慧，彰顯經典倫理於當代防疫政策中之普遍意義。第二篇是林永強教授撰述的〈從和辻倫理學看日本的抗疫思維：間柄、信賴與公共性〉，本文旨在以和辻哲郎的倫理學觀點檢視日本在新冠疫情下的防疫思維，重點聚焦於「間柄」、「信賴」與「公共性」三大概念。日本雖缺乏強制性法令，民眾仍自發遵守防疫規範，展現高度的社會合群性。此種合群性可由和辻所提出的人間學倫理加以闡釋，並承襲儒家特別是《孟子》所言五倫思想，進而揭示信賴與公共性之道德根基，探討人間與間柄的關係、間柄與信賴的影響，以及其對公共性與抗疫倫理的啟示。第三篇是李宥霆教授撰述的〈在對於疫情的人文社會省思中重探「亞洲價值」論爭〉，本文從思想史視角檢討「亞洲價值」於新冠疫情中的再現，此觀念源於李光耀於1990年代倡導，主張威權與群體本位促成發展，1997年後此說也逐漸乏人問津，但危機時卻又再度復甦。本文回顧思想源流，評估儒家倫理對防疫之貢獻與結構侷限，並討論其作為思想史現象的意義，期望促成超越文化本位的跨文明對話。
在一般論著部分，第一篇是黃信二教授撰述的〈論儒家的「知」與AI的「數」：以朱熹的「致知」與圖靈的「可計算數」為例的分析〉，本文從表達系統的層面比較儒家與西方科學在「表達形式」中的基礎，指出東方以「文字」為思維載體，西方則以「數學」為科學的核心；並且回溯其哲學根源，以「文字性的知」與「數據性的數」為分析起點，分別選取朱熹的「致知」與圖靈的「可計算之數」作為代表範例，探討兩者在知識的本質、表達意涵，以及兩者對「無窮」的表達的差異，嘗試在AI時代透過一種以文字與數據為基礎的東西方文明對話，延續儒家開新外王的哲學工作。第二篇是蔡家和教授撰述的〈唐君毅論德福一致與道德形上學〉，本文反思康德於《實踐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最高善」概念，即「德福一致」（即德行與幸福之調和），並指出其所依賴的三大形上設準：自由意志、靈魂不滅與上帝存在，皆非理性可證。相對而言，中國哲學中，牟宗三以「自由無限心」回應此問題；唐君毅則主張中國思想更重「德樂一致」，認為真正的樂乃由天道而生，與仁心相通，使德與福得以自然合一；本文即以唐君毅之詮釋為核心，分析其對中西倫理理想差異的哲學洞見。
第三篇是陸杰峰教授撰述的〈身體規訓與出離煩惱——佛教剃髮律制的形成及其入華爭辯〉，本文回顧佛教剃髮律制的形成與傳播，深受古代印度及中國身體觀、宗教象徵與社會文化之影響；作者指出佛教辯護者強調，剃髮乃超越形相之德行，象徵離欲與覺悟，最終隨著佛教的本土化發展，剃髮遂為中國社會廣泛接受。第四篇是張靜教授撰述的〈丘里之言：魏晉的風俗觀及其哲學意味〉，本文指出魏晉時期的風俗觀呈現出全新的思想格局，不僅在語言表達上形成新的詮釋體系，更在主體意識上強調個體的自覺與能動性，展現儒道交融的思想特徵。當時的玄學家關注理想秩序的崩解與重構，並重新思考聖人與民眾在風俗變遷中的角色。其中阮籍、嵇康以道家思想詮釋「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揭示由「雅正」而至「異俗」的衰變敘事，突顯儒道間的張力；而郭象則以「跡」與「所以跡」為方法論創新，主張風俗乃民之所自生，民眾具主體性與多樣性，聖人或君主應以「無為」尊重此自然生成之秩序。其思想以「本」統攝「異」，構築出聖人「無跡而民得其跡」的哲學結構，體現「無為而無不為」的政治與倫理理想。
第五篇是張茹夢教授撰述的〈朱子思想中的道德動力問題〉，本文觀察於朱子思想中的道德動力問題，指出部分學者採用理智主義詮釋朱熹理論的動力性來源；然而，作者認為應進一步闡明真知與良知之關聯及其形而上動力基礎，強調朱子所論真知的智性維度，乃植根於仁愛、禮敬、義惡等性情之辨，強調在完滿德性狀態下之認知，因此道德動力亦必依修德實踐而生。即需以「立志」、「居敬」實踐道德修養，方能在自身成德的前提下回答「我為何應行道德行為」之根本問題。第六篇是樊智寧教授撰述的〈《皋陶謨》與理學王道政治思想之開展——以朱熹與蔡沈的經解為中心〉，本文觀察朱熹與蔡沈如何以理學詮釋《皋陶謨》，將其中「知人」與「安民」等觀念引入理學體系。例如朱熹將「九德」視為聖人教化以變化氣質之依據，蔡沈則將「九德」與政治身份相連；又如朱熹以「理一分殊」觀點解釋「天工其人代之」，蔡沈亦運用此方法闡明天與民、天理與民心、敬天與敬民三對關係，透過上述案例展現理學對王道政治的深化與詮釋。第七篇是孫廣教授撰述的〈「盡心」只是「致良知」：論王陽明對孟子「盡心」的闡釋〉，本文主張王陽明對「盡心」的詮釋表面上與孟子及朱子有所差異，但深入分析可見其「致良知」的總體理路仍承襲孟子與朱子。即陽明統合了孟子的自覺本體工夫與朱子的格物窮理所追求的未究竟境界，進一步將「盡心」理解為心體的徹底實現，兼具知行合一境界，同時更能展現「萬物一體」的倫理義務特質，彰顯其兼容宇宙與人倫的道德視域。
在青年哲學部分，本專題刊出時光撰述的〈德福之際的儒學轉向——袁黃「立命之學」與孟子立命觀探析〉，本文反思當今民俗中的功過觀，以袁黃的「立命之學」為例，闡述其中如何融合三教思想與陽明心學；指出其受雲谷禪師「唯心立命」啟發，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為原則，吸納佛家因果理論，倡導以功過格等心源道德實踐改造命運。此德福一致的現世報觀雖與孟子「修身以俟命」存在根本差異，卻在「道德在我」、「以義為利」等核心理念上相通。最終袁黃由此改造孟子立命觀，既承襲儒家道德主體精神，又兼顧民間實踐，形成兼具操作性與實踐性的命運掌控體系。作者認為此學說不僅重釋孟子立命傳統，也反映晚明儒學宗教化、民間化與實用化的轉向，成為勸善運動的重要樞紐。在書評部分，本期由廉天嬌評述黃玉順教授的著作《中國情感哲學的當代復興：蒙培元「情感儒學」研究》，內容全面梳理了蒙培元透過確立「情」的本源性地位，區別於宋明理學的「性—情」形上學架構，還原了孔孟儒學的「情—性—情」觀念，彰顯了「情感儒學」從「心性論」到「心靈境界」的發展脈絡，並指出其始終圍繞「情感」線索，為當代儒學復興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重要的價值。
本期內容包含專題論著三篇，一般論著與書評共九篇。專題部分有別於當代儒家工作者過去常探討的義理問題，進而從創新的面向探討「疫情、儒學與公共性」，從儒家文明圈窺探因應這波疫情之政策成效，何以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圈有如此大的不同，使讀者理解儒家公共性論述的現代意涵。一般論著則包含儒學與AI、佛教剃髮律制、魏晉的風俗觀、朱子與《尚書》，以及兩篇有關「德福一致」問題的探討，各篇內容皆具有當代重要的問題意識。最後，本期編務工作能順利完成，在此誠摯地向諸位撰稿人、審查人致謝，同時，亦感謝編輯部同仁的努力，也期待本專號中有關儒學與公共性的精采內容能喚起學界注意，對儒家的現代性能有更多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