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語
黃信二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哲學作為人類思想的精華，源於社會與文明長期的思想研究成果；同理，佛教哲學作為一種博大精深的思想，也源自於包含理論與社會之間，包含「佛—法—僧」整體間彼此的關聯。因此，本專號不同於以往僅聚焦於佛學思想內在邏輯的研究視角，而是將探討的範圍擴展至社會史層面，藉此揭示佛教信仰與現實生活間的連結，進而更全面地呈現佛教與社會互動的關係。本專題很榮幸邀請聖凱與劉苑如兩位教授擔任專題主編，針對佛教觀念史與社會史互動的研究，提供二者互爲鋻照的機會，將最新學術成果呈現予讀者參考，以下逐一介紹各篇文章的核心論點。
在專題論著部分，第一篇是劉苑如教授撰述的〈陳、隋、初唐三朝義學與寺院生活——《續高僧傳．崇義寺釋慧頵傳》中的記憶書寫〉，本文透過續高僧傳所載崇義寺釋慧頵傳內容，藉由慧頵一生側寫從陳、隋，乃至入唐後的義學風氣，考察該傳記的記載真偽詳實，從而梳理三朝《法華》、《成實》、三論，乃至律學風氣交替流行的脈絡，作者的重點不在佛教思想史的全幅開展，而更關乎自我與義學社群同一性的構築，並表達其僧人理想的觀點。第二篇是紀志昌教授撰述的〈中古佛教「物」論新詮——「一物三觀」中的「物」與「悟」〉，本文以天台「空、假、中」三諦的思考模式詮釋中古佛學「物」論，融合歷史與文學中的「物」觀，促進跨領域理解。並從以「即色遊玄」、「觀物見性」與「含道映物」等，作為「心∕物」關係的詮釋與實踐的代表模式，由此以切入中古佛學「物」論之後設解讀；最後論及「物性」與「佛性」的交涉，以及佛果之本體範疇對萬物乃至「自然」的觀物向度。
第三篇是聖凱教授撰述的〈僧尼數、寺院數視野下的中古佛教盛衰〉，本文考察中古僧尼與寺院數量，透過僧尼占人口比例變化，描繪當時佛教盛衰狀況，並分析其中的影響因素與規律。僧尼占人口比例反映佛教在國家體系中的地位，同時，此比例又與皇權崇佛或廢佛密切相關。即一寺僧尼數可揭示寺院規模，成為反映中古佛教盛衰的直接指標；而「經典」則為佛教發展的根本，僧尼素質、宗派興衰、儒釋道三教關係皆與「經典」密切相關。第四篇是陳金華的〈于闐質子智儼∕嚴生平再考〉，本文分析唐僑僧善無畏弟子智儼，俗名欝持樂的生平。欝持樂原為于闐國王在唐質子、後奉旨出家、成為當時的一位重要譯僧；本文通過重構這一複雜歷史人物撲簌迷離的面相，力求展示大唐佛教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特質，也希望顯示唐代佛教兼容並包的特質，以及世俗的中央權力對宗教下達、滲透地方的獨特作用。第五篇是范文麗教授撰述的〈近代中國留學僧南下的梵巴學因緣〉，本文分析19世紀末佛學界興起「尋求釋迦原典」的學術風潮；為回應此風潮，太虛僧團多次組織僧人南下留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及原始佛典。雖一度聲勢浩大，然最終成效有限，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因國力衰弱、戰亂頻仍，留學僧們貧病交迫，生活艱難，學業受阻；二因梵學與印度學的教育，逐步納入大學體系，大學培養的專業人才，逐漸形成近代學術體系主流。即因此諸多因素，太虛去世後，僧團學術共同體瓦解，其成果也漸被時代洪流所湮沒。
專題書評總計兩篇，第一篇是由謝獻誼所撰〈書評：紀志昌，《南朝清談：論辯文化與三教交涉在南朝的發展》〉，本文分析紀志昌先生《南朝清談》一書，展示其長期對六朝學術、宗教、文化的關注，聚焦南朝時期清談現象及其與三教交涉的發展。該書突破傳統視角，認為清談不僅限於魏晉玄學，更是一種持續延伸的文化行為，特別在南朝三教論辯中展現出豐富多樣的面貌。第二篇是陳超撰寫的〈書評：聶順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本研究以聶順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為核心，針對唐代由皇室主導設立、具備政治與宗教雙重功能的官寺制度進行探討，突破既往區域性或個案研究侷限，為理解唐以降東亞佛教制度演變提供整體視角。即官寺作為政教結合的制度性空間，不僅承擔國家禮儀、政治宣傳與僧政管理職能，亦象徵皇權對宗教的掌控。文中指出該書作者反思傳統以日本國分寺為中心的研究路徑，批評其忽略唐代官寺制度的歷史演變與與道教制度的並置關係，主張應重視制度史的深層脈絡。同時亦指出，書中雖聚焦制度功能，卻對僧團作為宗教實踐主體的角色關注不足，提示未來研究須尊重研究對象自身的特質，平衡政治控制與宗教信仰之間的互動，並進一步探討政教關係下的僧侶主體性與宗教空間的運作。
在一般論著部分，第一篇是田希教授撰述的〈《宗鏡錄》華嚴禪思想發微〉，本文闡述永明延壽在《宗鏡錄》中，以禪宗「一心」為統攝，融合華嚴、天臺、唯識等教義。其「華嚴禪」既不拘於荷澤門風，實現「和會祖教」之理與「頓悟圓修」之行的結合。並且，面對禪門流弊，延壽援用華嚴「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教義詮釋禪之「不可說」，導正禪宗之偏鋒，使其回歸達摩本旨，走向理事圓融的中道實踐。華嚴禪遂成為禪教合一的重要範式，亦為儒釋道三教會通開創理論契機，展現其歷史與思想上的必然性與開放性。第二篇是李瑋皓教授撰述的〈唐君毅哲學視域下儒佛宗教思想之較析〉，本文指出唐君毅肯定佛教於中國文化中的價值，認為其深刻體認生命苦難，能激發悲憫之心，救拔眾生；儒教則具整合宗教精神與化解衝突的文化基礎。唐先生以「心通九境」詮儒佛關係，指出佛教重在「破執」與「個體修證」，而儒教則強調「積極肯定」與「人文實踐」。其思想對應為三：一、佛教之消極與儒教之積極；二、佛教個體向度與儒教社會關懷；三、佛教「我法皆空」與儒教「天德流行」。透過以上觀點，彰顯儒學的統攝地位與儒佛互補可能。
第三篇是張勻翔教授撰述的〈商榷對於章學誠史德的幾種解讀——以思想上的品格以及血氣於認識活動的角色、作用為討論中心的論析〉，本文認為章學誠所論「史德」，根植於其「血氣說」，主張史者須陶冶思想品格，以制衡血氣對認識的干擾，並彰顯血氣在史識形成中的正向作用。然學界對此尚無一致詮釋，既有研究多聚焦於氣情的詮釋，較少探究氣情生成及性情本質。本文主張，對章氏史德的理解應回歸其血氣說脈絡，從血氣在認識活動中的角色與功能出發，以還原其史德論之理論深層。第四篇是馬亞雄教授撰述的〈熊十力晚期本體論思想轉變的邏輯理路與思想意義〉，本文指出熊十力晚期本體論思想相較早期出現根本轉變，聚焦於本體意涵的深化與「體用不二」理路的確立。此轉向源自其哲學體系內在發展，非僅回應外在情勢，乃對其本體論的終極重構；透過此重構，熊氏修正並統整其內聖外王之學，拓展新儒家哲學的現代價值，並提示儒學形上學發展的新方向。第五篇是劉蓉蓉與陳復教授合撰的〈心體實在論面對陽明心學做出的詮釋與應用〉，本文立基於建構實在論的理論脈絡，提出「心體實在論」以肯認心體的客觀實在性，進而對陽明心學進行哲學性重構。核心論旨在於揭示陽明心學如何透過語言、實踐與本體的三重「外推」機制，將心體之實推展至他者與世界，超越「以西釋中」的解釋性外在性，實現理論與傳統內涵的深度耦合。
在一般論著書評部分，則刊出王慧茹教授撰述的〈書評：傅永軍，《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比較視域下的尋繹》〉，作者指出該書的重點在反思「中國詮釋學」能否在脫離西方理論依附的同時，如何建立具自足性的理論系統；又指出當代經典詮釋應由「經學」向「詮釋學」轉進，擺脫注疏式的文本權威依賴，進入詮釋哲學的反思。此外，亦主張須從「經典—文本—意義」的動態關係出發，融合理論建構與歷史實踐，並以現象學的存在論哲學為基礎，提出中國經典詮釋學的轉型框架，關注詮釋的「致用效驗」——即經典詮釋須服務於當代社會倫理與實踐智慧，回應人類現實問題。此一取向使其詮釋學不僅具有本土哲學自覺，也具備世界哲學的普遍性潛能。
本專號的順利出刊，非常感謝專題主編與相關學者專家、審稿人的辛勞，也感謝編輯同仁的努力；希望專題各篇內容能豐富過去學界所較缺乏的佛教整體性視野，即脫離社會史維度，拋開佛的信仰與僧的生活，而僅探討佛教內在邏輯的單向度研究。一般論著部分，本期亦刊出以儒學與佛學兩者為主題的論文，呼應本專號強調的佛學與社會兩向度，彰顯儒佛觀點對華人世界的巨大影響，期許本專題能引起海內外更多研究者的充分關注，進而推進此主題的時代意義，豐富其新的內涵與價值。